大理寺正堂,莊嚴肅穆,卻也彌漫著令人窒息的壓抑。
三司會審的金字匾額高懸,象征著大珩朝最高司法權力的匯聚。
大理寺卿李濤端坐主位,左側是刑部尚書,右側是都察院左都御史。
三人皆身著深紫或緋紅官袍,面色沉凝,不怒自威。
堂下兩側,書吏奮筆疾書,衙役持棍肅立,氣氛凝重得仿佛能滴出水來。
陳知禮作為本案的核心推手和證據的主要梳理者,雖非主審,卻坐在李濤下首稍側的位置,面前堆放的卷宗比三位主審面前的加起來還要高。
他微微垂著眼瞼,看似在聆聽,實則是在腦中飛速過濾著每一個細節,確保萬無一失。
皇帝“一網打盡”、“絕不姑息”的旨意讓這場會審失去了所有懸念。
證據鏈在陳知禮和李濤前期不眠不休的努力下,早已編織得密不透風,鐵證如山。
從齊王私藏龍袍、私造軍械圖譜的核心謀逆罪證,到工部、戶部官員貪腐瀆職、勾結皇商輸送利益的鏈條,再到豢養私兵、殘害勞工、謀害朝廷命官的累累血債,樁樁件件,清晰無比地呈現在三司面前。
審問的過程,與其說是定罪,不如說是一場冗長而冰冷的宣判。
“人犯張升(工部侍郎),你于大珩朝三十六年三月至景和三十六年十二月間,利用職務之便,為齊王趙弘私礦提供掩護,篡改礦脈勘驗文書七份,收受巨額賄賂,證據確鑿,你可認罪?”李濤的聲音如同冰冷的鐵塊,砸在堂下跪著的犯人頭上。
那位曾經風光無限的工部侍郎,此刻面如死灰,渾身抖如篩糠,連頭都抬不起來,聲音細若蚊吶:“罪……罪臣……認罪……”
他根本無力辯駁,每一筆受賄的時間、地點、數額,甚至經手人,都在陳知禮整理的卷宗里記錄得清清楚楚。
“人犯錢汪氏(福隆號二掌柜之妻),你丈夫錢萬貫雖已伏誅,然其名下錢莊曾為齊王轉移贓銀高達二百六十六萬兩之巨!
賬簿副本在此,流水清晰,經手人供認不諱!你作為內眷,雖未直接參與,然知情不報,并享用贓銀購置之田宅珍寶,按律亦當連坐!你可有話說?”刑部尚書的聲音帶著不容置疑的威嚴。
堂下的婦人早已哭得昏死過去,被衙役用冷水潑醒,也只是癱軟在地,連哭喊的力氣都沒有了。
事實如此,她能辨什么呢?
“人犯孫虎子,你在齊王府任私兵統領期間,你率部于大珩朝三十六年六月初七夜,于黑土嶺礦場外圍,截殺試圖逃離礦工三十七人,手段殘忍,證據有幸存礦工指認及現場遺留兵器為證!
其后更參與迫害朝廷命官方嚴知、吳清、常庚,罪大惡極!你可認罪?”左都御史的聲音帶著憤怒的顫音。
那兇悍的漢子梗著脖子,似乎還想掙扎,但看到堂上那堆積如山的卷宗,看到堂上幾位大人要噴出火來的目光,尤其是陳知禮那平靜無波卻仿佛洞悉一切的眼神,最終像泄了氣的皮球,頹然低頭:“……認罪。”
這樣的場景,日復一日地在三司會審的大堂上重復著。
犯人被一批批押上來,罪行被一條條宣讀,鐵證被一件件展示。
認罪、畫押、被拖下去。整個過程高效、冰冷,帶著一種令人絕望的程式化。
因為有皇帝的定調在前,有鐵證在手,三司的官員們根本無需過多辯論,也無人敢為這些板上釘釘的逆黨開脫。
唯一的難點,在于“量”。
涉案人員實在太多了!
從核心的王府屬官、朝廷大員,到外圍的辦事胥吏、皇商管事、地方爪牙,甚至一些僅僅提供過便利或收受過小恩小惠的邊緣人物,在皇帝“凡查有實據者,一律嚴懲”的旨意下,都被網羅進來。
每一個名字背后,都需要核實身份、確認罪行、整理證據、形成最終的判決文書。
卷宗浩如煙海,人名密密麻麻。
陳知禮幾乎成了人形卷宗庫。
李濤每每需要確認某個細節、某條關聯,目光便會下意識地投向陳知禮。
陳知禮總能立刻從那堆積如山的紙堆中精準地抽出需要的卷冊,或者干脆不用翻看,便清晰地復述出時間、地點、人物、金額等關鍵信息。
他的聲音因為連日說話和疲憊而帶著一絲沙啞,但條理依舊清晰無比,邏輯嚴密如初。
“陳大人,關于通州那個轉運倉庫的管事王三省,他與齊王府管家的銀錢往來,具體是幾次?每次金額多少?可有旁證?”
李濤揉著發痛的額角問道。
陳知禮眼皮都沒抬,手指在面前一份攤開的賬冊副本上點了點:“回大人,三十六年四月兩次,一次五百兩,一次八百兩;同年九月一次,一千二百兩;景和十七年二月一次,兩千兩。
旁證有王三省家中搜出的銀票存根,以及齊王府賬房先生的口供,記錄在丙字卷第七十二號證詞中。”
“……好。”李濤疲憊地揮揮手,示意書吏記錄。
他看向陳知禮的眼神,充滿了復雜的情緒,有倚重,有佩服,也有一絲難以言喻的……挫敗感。
這個年輕人的腦子,簡直不像人腦,過目不忘都不能形容他的能干。
日頭從東升到西落,燭火燃盡又換新。
案頭的卷宗山似乎矮下去一點,立刻又被新的填滿。
犯人的面孔換了一茬又一茬,堂下的哭泣、哀求、癱軟、認罪聲不絕于耳。
空氣中彌漫著汗味、墨味、還有一絲若有若無的絕望氣息。
陳知禮端坐著,腰背挺直,只有眼底深處那無法掩飾的疲憊和偶爾捏緊又松開的手指,泄露了他并非鐵打的事實。
他腦中只有一個念頭:快些,再快些!把這些冗長而冰冷的程序走完!
時間就在這日復一日的審判、核對、錄供、畫押中悄然流逝。
窗外的景色,從料峭春寒,漸漸染上了新綠,枝頭綻開了桃花、杏花,又悄然凋謝。
當庭外傳來隱約的蟬鳴,當官員們厚重的官袍下開始滲出細密的汗珠時,書吏在卷宗末尾落筆的日期,已然悄然寫到了“三十八年五月初七”。
有皇帝的旨意,證據又確鑿,本來并不是多難,奈何罪人太多,等把這些理順,日子已經進入五月。
當最后一名被確認罪責較輕、判流放的犯人被帶下去畫押后,偌大的三司正堂出現了片刻詭異的寂靜。
堆積如山的卷宗終于處理完畢,只剩下最后幾份需要三司主官共同簽署的最終結案奏疏。
李濤長長地、深深地吁了一口氣,仿佛要把積壓在胸腔里數月的濁氣全部吐出來。
他看向同樣疲憊不堪的刑部尚書和左都御史,三人眼中都充滿了如釋重負的解脫,以及一種劫后余生的慶幸。
陳知禮也緩緩靠向椅背,閉上了酸澀的眼睛。
緊繃了數月的心弦,在這一刻終于可以稍稍松弛。
五月的暖風從敞開的窗戶吹進來,帶著草木生長的氣息,也帶來了久違的、屬于人間的溫度。
京城這場席卷了無數人性命與家族的血色風暴,在程序上,終于走到了尾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