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理寺正堂，莊嚴肅穆，卻也彌漫著令人窒息的壓抑。

三司會審的金字匾額高懸，象征著大珩朝最高司法權力的匯聚。

大理寺卿李濤端坐主位，左側是刑部尚書，右側是都察院左都御史。

三人皆身著深紫或緋紅官袍，面色沉凝，不怒自威。

堂下兩側，書吏奮筆疾書，衙役持棍肅立，氣氛凝重得仿佛能滴出水來。

陳知禮作為本案的核心推手和證據的主要梳理者，雖非主審，卻坐在李濤下首稍側的位置，面前堆放的卷宗比三位主審面前的加起來還要高。

他微微垂著眼瞼，看似在聆聽，實則是在腦中飛速過濾著每一個細節，確保萬無一失。

皇帝“一網打盡”、“絕不姑息”的旨意讓這場會審失去了所有懸念。

證據鏈在陳知禮和李濤前期不眠不休的努力下，早已編織得密不透風，鐵證如山。

從齊王私藏龍袍、私造軍械圖譜的核心謀逆罪證，到工部、戶部官員貪腐瀆職、勾結皇商輸送利益的鏈條，再到豢養私兵、殘害勞工、謀害朝廷命官的累累血債，樁樁件件，清晰無比地呈現在三司面前。

審問的過程，與其說是定罪，不如說是一場冗長而冰冷的宣判。

“人犯張升（工部侍郎），你于大珩朝三十六年三月至景和三十六年十二月間，利用職務之便，為齊王趙弘私礦提供掩護，篡改礦脈勘驗文書七份，收受巨額賄賂，證據確鑿，你可認罪？”李濤的聲音如同冰冷的鐵塊，砸在堂下跪著的犯人頭上。

那位曾經風光無限的工部侍郎，此刻面如死灰，渾身抖如篩糠，連頭都抬不起來，聲音細若蚊吶：“罪……罪臣……認罪……”

他根本無力辯駁，每一筆受賄的時間、地點、數額，甚至經手人，都在陳知禮整理的卷宗里記錄得清清楚楚。

“人犯錢汪氏（福隆號二掌柜之妻），你丈夫錢萬貫雖已伏誅，然其名下錢莊曾為齊王轉移贓銀高達二百六十六萬兩之巨！

賬簿副本在此，流水清晰，經手人供認不諱！你作為內眷，雖未直接參與，然知情不報，并享用贓銀購置之田宅珍寶，按律亦當連坐！你可有話說？”刑部尚書的聲音帶著不容置疑的威嚴。

堂下的婦人早已哭得昏死過去，被衙役用冷水潑醒，也只是癱軟在地，連哭喊的力氣都沒有了。

事實如此，她能辨什么呢？

“人犯孫虎子，你在齊王府任私兵統領期間，你率部于大珩朝三十六年六月初七夜，于黑土嶺礦場外圍，截殺試圖逃離礦工三十七人，手段殘忍，證據有幸存礦工指認及現場遺留兵器為證！

其后更參與迫害朝廷命官方嚴知、吳清、常庚，罪大惡極！你可認罪？”左都御史的聲音帶著憤怒的顫音。

那兇悍的漢子梗著脖子，似乎還想掙扎，但看到堂上那堆積如山的卷宗，看到堂上幾位大人要噴出火來的目光，尤其是陳知禮那平靜無波卻仿佛洞悉一切的眼神，最終像泄了氣的皮球，頹然低頭：“……認罪。”

這樣的場景，日復一日地在三司會審的大堂上重復著。

犯人被一批批押上來，罪行被一條條宣讀，鐵證被一件件展示。

認罪、畫押、被拖下去。整個過程高效、冰冷，帶著一種令人絕望的程式化。

因為有皇帝的定調在前，有鐵證在手，三司的官員們根本無需過多辯論，也無人敢為這些板上釘釘的逆黨開脫。

唯一的難點，在于“量”。

涉案人員實在太多了！

從核心的王府屬官、朝廷大員，到外圍的辦事胥吏、皇商管事、地方爪牙，甚至一些僅僅提供過便利或收受過小恩小惠的邊緣人物，在皇帝“凡查有實據者，一律嚴懲”的旨意下，都被網羅進來。

每一個名字背后，都需要核實身份、確認罪行、整理證據、形成最終的判決文書。

卷宗浩如煙海，人名密密麻麻。

陳知禮幾乎成了人形卷宗庫。

李濤每每需要確認某個細節、某條關聯，目光便會下意識地投向陳知禮。

陳知禮總能立刻從那堆積如山的紙堆中精準地抽出需要的卷冊，或者干脆不用翻看，便清晰地復述出時間、地點、人物、金額等關鍵信息。

他的聲音因為連日說話和疲憊而帶著一絲沙啞，但條理依舊清晰無比，邏輯嚴密如初。

“陳大人，關于通州那個轉運倉庫的管事王三省，他與齊王府管家的銀錢往來，具體是幾次？每次金額多少？可有旁證？”

李濤揉著發痛的額角問道。

陳知禮眼皮都沒抬，手指在面前一份攤開的賬冊副本上點了點：“回大人，三十六年四月兩次，一次五百兩，一次八百兩；同年九月一次，一千二百兩；景和十七年二月一次，兩千兩。

旁證有王三省家中搜出的銀票存根，以及齊王府賬房先生的口供，記錄在丙字卷第七十二號證詞中。”

“……好。”李濤疲憊地揮揮手，示意書吏記錄。

他看向陳知禮的眼神，充滿了復雜的情緒，有倚重，有佩服，也有一絲難以言喻的……挫敗感。

這個年輕人的腦子，簡直不像人腦，過目不忘都不能形容他的能干。

日頭從東升到西落，燭火燃盡又換新。

案頭的卷宗山似乎矮下去一點，立刻又被新的填滿。

犯人的面孔換了一茬又一茬，堂下的哭泣、哀求、癱軟、認罪聲不絕于耳。

空氣中彌漫著汗味、墨味、還有一絲若有若無的絕望氣息。

陳知禮端坐著，腰背挺直，只有眼底深處那無法掩飾的疲憊和偶爾捏緊又松開的手指，泄露了他并非鐵打的事實。

他腦中只有一個念頭：快些，再快些！把這些冗長而冰冷的程序走完！

時間就在這日復一日的審判、核對、錄供、畫押中悄然流逝。

窗外的景色，從料峭春寒，漸漸染上了新綠，枝頭綻開了桃花、杏花，又悄然凋謝。

當庭外傳來隱約的蟬鳴，當官員們厚重的官袍下開始滲出細密的汗珠時，書吏在卷宗末尾落筆的日期，已然悄然寫到了“三十八年五月初七”。

有皇帝的旨意，證據又確鑿，本來并不是多難，奈何罪人太多，等把這些理順，日子已經進入五月。

當最后一名被確認罪責較輕、判流放的犯人被帶下去畫押后，偌大的三司正堂出現了片刻詭異的寂靜。

堆積如山的卷宗終于處理完畢，只剩下最后幾份需要三司主官共同簽署的最終結案奏疏。

李濤長長地、深深地吁了一口氣，仿佛要把積壓在胸腔里數月的濁氣全部吐出來。

他看向同樣疲憊不堪的刑部尚書和左都御史，三人眼中都充滿了如釋重負的解脫，以及一種劫后余生的慶幸。

陳知禮也緩緩靠向椅背，閉上了酸澀的眼睛。

緊繃了數月的心弦，在這一刻終于可以稍稍松弛。

五月的暖風從敞開的窗戶吹進來，帶著草木生長的氣息，也帶來了久違的、屬于人間的溫度。

京城這場席卷了無數人性命與家族的血色風暴，在程序上，終于走到了尾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