推開那扇厚重的玻璃門時，我的手心全是汗。電梯直達頂層，落地窗外是整座城市的天際線，陽光刺得人眼暈。我站在辦公室門口，心跳得像要撞出胸腔——當年那個總把泡面分我一半的學弟，如今竟成了這棟大樓的主人。我攥著皺巴巴的簡歷，指節發白，喉嚨干得發不出聲音。大學時，他總說“以后發達了請我喝咖啡”，可現在，我連一杯廉價的速溶都買不起。我深吸一口氣，按響門鈴，指尖冰涼得像剛從冰窖里撈出來。

“請進。”門內傳來的聲音溫和得像在招待貴賓，卻讓我渾身一僵。推開門的剎那，我愣住了。辦公室大得能跑馬，落地窗將整個城市盡收眼底，玻璃幕墻反射著刺眼的光，映出我一身洗得發白的舊西裝。他正背對著我整理文件，剪裁合體的深灰西裝，領帶一絲不茍，連發梢都透著精英的利落。聽見聲響，他轉過身，笑容溫潤得像精心調制的咖啡。“老李？真沒想到。”他站起身，伸手相握，指尖冰涼，卻沒半分溫度。我張了張嘴，想說“還記得咱們在宿舍通宵打游戲嗎”，可話還沒出口，就被他溫和地打斷：“坐，慢慢說。”

我坐在真皮沙發上，喉嚨發干。這沙發軟得像陷進棉花堆，可我的屁股卻像坐了塊冰。窗外的云影掠過，他的影子被拉長，投在光潔的地板上，也投在我心上。我掏出手機，屏幕亮起，上面是林慧發來的消息：“早回家，別累著。”我手指一抖，差點把手機摔在地上。我清了清嗓子：“學弟，我……我家里愛人病了，手頭有點拮據。想問問，能不能……借點錢周轉？”聲音小得連自己都聽不清。

他靜靜聽著，手指在桌面上輕輕敲著，像在數著秒針。我盯著他修長的手指，突然想起大學時他總用這雙手幫我修自行車鏈條。那會兒他還在校門口擺攤賣二手書，我幫他搬貨，他分我半塊面包。現在，他指尖的戒指在陽光下閃著冷光，像一道無形的墻。“公司規章很嚴，”他終于開口，聲音平穩得像在念財務報表，“不能破例，最近項目壓力大，連陪家人吃飯的時間都沒有。”我喉頭一哽，想說“當年你發燒到39度，我用自行車載你去急診，車把上還掛著兩碗剛買的熱湯面”，可他已轉向電腦屏幕，目光專注得仿佛在處理生死攸關的機密。秘書推門進來，他頭也不抬：“把上周的報表拿來。”那聲音里連一絲波瀾都沒有，仿佛我在說一件無關緊要的天氣。

我攥緊了口袋里的紙條，上面是銀行的催款單。大學時，他住院，我守了三天三夜，就為給他熬一碗白粥。那時他瘦得只剩一把骨頭，卻還笑：“老李，你這粥比食堂的強。”現在，他連看我一眼都嫌麻煩。我忽然覺得窒息，手指掐進掌心。“那……能不能通融一下？就五萬，我簽借條……”話沒說完，他輕輕搖頭，眼神里透著疲憊，卻毫無溫度。“不是不幫你，是規矩不能破。上個月有個同事，也是這樣，我只能按流程走。”他頓了頓，聲音壓低了些，“你知道的，現在公司裁員，我連自己都顧不過來。”這句話像刀子扎進耳朵。我猛地想起他朋友圈發的“深夜加班，為夢想拼盡全力”，配圖是咖啡杯和電腦屏幕。原來，他的“夢想”就是把舊情誼熬成一杯冷掉的咖啡。

秘書端來一個紅緞面小盒，他輕輕推過來：“這點心意，別見外。”我盯著那紅包，指尖發涼。五千元，薄薄的，卻重得像塊鐵。我下意識想推回去，可他已起身，笑容依舊，卻已隔著一道透明的墻。“以后有事，直接找行政部。”他語氣輕快，像在安排一場尋常會議。我僵在原地，喉嚨像被砂紙磨過。想說“當年你媽生病，我陪你去掛號”，可他已拿起手機，對著屏幕低語：“王總，會議改到下午三點……”我成了背景音。

走出大樓，我站在街角，攥著那張薄薄的紙。五千元的數字在陽光下刺眼，可我分明記得，大學時他發燒到39度，我用自行車載他去急診，車把上還掛著兩碗剛買的熱湯面。那時的熱氣，如今連同他的情誼，都被這玻璃幕墻隔成了兩半——一邊是西裝革履的總裁，一邊是攥著紅包的流浪漢。我慢慢把紅包塞進包里，指尖抖得厲害。原來，不是錢能買斷情誼，而是社會的臺階，早已把人推到了看不見彼此的深淵。

我漫無目的地走在街上，霓虹燈次第亮起，把我的影子拉得又細又長。手機又響了，是妻子發來的語音：“怎么樣，我一個人在家很孤獨……”我按下靜音，眼淚突然涌出來。這城市太大了，大得讓我找不到自己。路過街角的便利店，櫥窗里擺著一盒速溶咖啡，標簽上印著“給奮斗者的溫暖”。我鬼使神差地推門進去，買了最便宜的那包。咖啡粉在杯底沉淀，像我此刻的心。我坐在路邊長椅上，盯著杯中渾濁的液體，想起大學時我們常去的那家小館子。他總點一碗牛肉面，說“這味道，能讓我想起家”。現在，家就在那，我確懼怕回去，我正在慢慢的毀了它。

突然，手機震動，是學弟發來的消息：“李哥，剛想起來，你上次說的舊書攤，我讓秘書查了，可能有存貨。需要我安排人送過去嗎？”我盯著屏幕，手指懸在發送鍵上，卻發不出一個字。這算什么？施舍？還是諷刺？我回了個“不用”，然后把手機塞進包里。窗外的車流聲像潮水般涌來，我忽然想起那個雨夜。大三那年，他自行車壞了，我倆淋著雨推車回宿舍，他笑得像個傻子：“老李，以后咱倆開個車行！”現在，他坐在能俯瞰整座城市的辦公室里，而我連一輛二手電動車都買不起。情誼？早被這城市的鋼筋水泥碾碎了。

我站起身，把沒喝完的咖啡倒進路邊的垃圾桶。抬頭時，看見寫字樓的玻璃上倒映出我的樣子：頭發凌亂，眼睛紅腫，像一個被時代拋棄的影子。我摸了摸口袋里的紅包，突然笑了。五千元，可它買不回那個在宿舍里分我半碗泡面的人。我掏出手機，撥通了妻子的電話。聲音沙啞：“老婆，我……我找了個臨時工，明天能開工。”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，傳來壓抑的抽泣：“你……別勉強。”我掛了電話，眼淚終于掉下來。不是因為委屈，而是突然明白：他不是冷漠，他是被這社會馴化成了機器。當年那個會為一碗面笑出聲的少年，如今連“老李”兩個字都得用“李哥”來稱呼。

第二天，我去了工地。工頭是老張，認識我十年。他遞來一罐啤酒：“老李，聽說你找學弟了？”我點頭，喉嚨發緊。他嘆氣：“那小子啊，去年還說要幫咱修路，結果呢？人一走，連影子都沒了。”我仰頭灌了口酒，苦得直皺眉。老張拍我肩膀：“別想多了，這世道，誰還沒個坎兒？”他頓了頓，“我兒子去年也住院，我蹲在醫院門口哭了一宿，可沒找誰借錢。”他遞給我一張皺巴巴的紙，“這是我攢的，先用著。”我攥著那幾張零錢，手抖得厲害。老張說：“你小子，別把自己逼死。”這話像針扎進心里。我忽然想起，當年學弟也是這樣，總說“別怕，有我在”。可現在，他連“有我在”都懶得說了。

深夜，我躺在工棚的鐵架床上，聽著隔壁的鼾聲。窗外，寫字樓的燈光亮到凌晨。我盯著天花板裂縫，想起學弟辦公室的落地窗——他一定能看到整座城市的燈火，卻看不到街角那個在工地上搬磚的人。社會的鴻溝不是一道墻，而是一道深淵。你爬得越高，越聽不見下面的哭聲。大學時，他總說“我們是兄弟”，可兄弟這詞，早被鍍了金，變成了一張不能兌現的支票。我摸出那張五千元的紅包，紙幣硬得扎手。我把它塞進枕頭底下，不是因為感激，而是因為害怕。害怕自己會哭出來，害怕自己會跪下來求他。

天亮時，我醒了。工棚的陽光照在臉上，暖烘烘的。我起身，把紅包放在床頭。今天，我要去領第一筆工錢。老張說，工地活多，能多掙點。我走到窗邊，看遠處的寫字樓。玻璃幕墻反射著朝陽，刺眼得像在嘲笑。我忽然覺得輕松了。原來，情誼不是靠錢買斷的，是靠心來守的。他守不住，我不守了。

下樓時，我遇見了小王，工地新來的。他問我：“哥，你剛才在笑什么？”我指指遠處的高樓：“在看太陽。”他抬頭，眼睛亮亮的：“真好看。”我點點頭，轉身走向工棚。陽光照在手上，暖的。我忽然想起，大學時他總說“陽光照在身上，就是希望”。現在，這希望在我手里，不是靠別人施舍，是靠我自己搬磚搬出來的

我走出工地大門，陽光灑在臉上。手機響了，是學弟發來的：“李哥，公司新項目招人，你來試試？”我盯著屏幕，沒回。把手機關掉，放進褲兜。遠處，寫字樓的玻璃幕墻依舊閃著冷光，可我的影子卻在陽光下站得筆直。五千元的紅包還在枕頭下，但我知道，真正的錢，是這雙手能撐起的明天。社會的鴻溝再寬，也跨不過人心里那道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