洪荒佛門二教主 53.儒學大興

盧圣從春秋閣出來，一道金光直接飛到須彌山，準提接過金光一看，哈哈大笑：“大事已成。”

接引道：“呵呵，儒門以我佛門圣人本體菩提木為鎮門之寶，欠我佛門一大因果，以后方便我佛門東傳。”

準提一刷七寶妙樹，七寶妙樹越發青翠，根根枝葉猶如碧玉雕琢，微泛神華，諸佛在片片常青枝葉上顯化的一個個微型世界里駐扎，紛紛祈福禱告，贊嘆準提大德和無量神功。

準提從七寶妙樹上下一樹葉，樹葉化為一儒生。這儒生相貌儒雅，文質彬彬，朝準提一拱手，化為一道金光飛入洪荒大漢國廣川郡董家。轉世取名董仲舒，自幼聰慧，博學多才，精通諸子百家，尤好儒學。

“博士”作為官職，初見于戰國，秦繼之，始皇有博士七十人，“掌通古今”，學識淵博。但博士們學業各有專精；儒墨名法，甚至方技術士，都濫竽其間。

等到秦始皇焚書坑儒，儒學博士逃難隱居，秦廷的博士成了清一色的神仙方術之士和阿諛奉承之徒。

陳涉起義，許多儒生背著孔子的禮器投奔陳王，去尋找出路。孔子的八世孫孔鮒即為陳涉博士，最后還與陳涉一道捐軀，成為歷史上為理想而獻身的名人志士。

漢興，儒生又投奔了漢朝，漢亦設博士之官，以安撫之。

漢高祖曾起用叔孫通制定朝儀，初嘗儒雅的美味，由于忙于剿滅“殘匪”，干戈未解，未暇大興儒教。

孝惠帝、高后之時，“公卿皆武力功臣”，不容書生分羹。

文景之時，名士碩儒頗有為博士者，如《詩》有博士轅固生、韓嬰，《書》有博士張生、歐陽，《春秋》則有胡毋生、董仲舒。《孟子》、《爾雅》、《孝經》亦有博士。

但“文帝好刑名”，“景帝不任儒”，“故諸博士具官待問，未有進者”——他們只不過具員領俸，沒一個受到重用。

再加之“竇太后又好黃老”，諸博士不僅難以儒業得幸，而且還有觸忌犯諱之虞。竇太后曾問《詩》博士轅固生《老子》之書，轅固生說《老子》是淺俗的“家人之言”，竇太后憤而罵五經為‘司空城旦書’（意思是：猶言刑徒之書。司空，掌建宮室及筑城。始皇焚書，令有藏詩書百家語者，黥為城旦。），并令固生徒斗野豬，幸而景帝給他一柄利劍，才免于橫死。

眾博士看在眼里，懼在心上，哪里有暇宏揚儒業，經世先王有的竟紛紛找借口辭掉博士之職，逃之夭夭。如轅固外調清河太守，韓嬰出任常山太傅，胡毋生干脆以年老為由，告老歸家，居教鄉里。

而其中一人，名曰：董仲舒，乃漢初廣川郡人，是漢景帝時期的博士，但是因為種種原因，儒學不受重視，因此董仲舒也是韜光養晦，沒有進入政權中樞。

《春秋》本是孔子依據魯史修撰的一部政治史。

孔子晚年見道之不行，于是以著作史書褒貶歷史的方法來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和n理觀念。為了避免迫害，孔子在屬辭比事上常常使用隱晦的語言，其微言大義，只口授給弟子，并不筆之于書。

孔子死后，弟子各以所聞’輾轉傳授，于是逐漸形成不同的《春秋》師說。

漢代流行有五家：即公羊春秋、谷梁春秋、左氏春秋、鄒氏、夾氏等。

其中鄒氏無師傳，夾氏未有書，左氏藏于秘府，只有公羊、谷梁二傳，文美義富，最先流行開來，而公羊傳的大宏于世，則端賴董仲舒和胡母生的倡。

胡母生，字子都，齊人，年齡比董仲舒稍長。是漢代最早傳公羊學的大師之一，也是先將公羊師說著之竹帛的人。

董仲舒與胡毋生同治一經，但各自的貢獻不同。

胡毋生筆錄《公羊傳》，并總結公羊例義，使其更加系統。董仲舒則在揮《公羊傳》微言大義，引經論事，甚至用《春秋》斷獄，將經書與現實政治結合起來，明獨多。

統言之，二人都是公羊學大家，而且都是漢初傳公羊的始師，但是細分起來，胡毋生限于說經，是學問家，是經師；董仲舒則長于論事，搞實用經學，是鴻儒。

胡董二人對《春秋》公羊學的大明于漢世，都卓有貢獻，因此在景帝年間雙雙被任命為漢廷博士。

這一日，董仲舒正在頂禮膜拜孔子圣像，突然，畫卷之上毫光大作，董仲舒見之大驚，急忙伏倒道：“圣人在上，弟子董仲舒拜見先賢，弟子有幸得見圣人顯靈，不知道圣人今日感應生靈，有何吩咐？”

話音剛落，墻壁上懸掛的孔子畫像中飛落一道白虹，隨后毫光散去，歸于平靜。

董仲舒見此，三跪九叩之后，拿起案桌上一彩光閃爍的物拾，拿起來一看，卻是一卷書，上面有《春秋》全篇解釋，而且還有一段密旨，董仲舒先是驚詫，而后就是狂喜。

看完之后，書卷頓時羽化，化為飛絮狀羽毛氣體，緩緩散逸開來。

第二日，董仲舒開始遍開門戶，廣收弟子，講授儒學，特別是《春秋》，弟子數百人，杰出者比比皆是，其中褚大為梁相，嬴公為諫大夫，呂步舒為丞相長史，吾丘壽王（稍后）則官至光祿大夫侍中。

同時，還身為太子的劉彘也收到一卷諭旨，卻是盧圣傳來，劉彘亦是看完之后若有所思，心中慢慢思量，靜待時機。

景帝是繼文帝之后，又一個奉行黃老清靜無為、與民休息之治，從而實現“文景之治”的君王。史稱景帝時期，倉稟豐實，府庫饒財，移風易俗，黎民淳厚，西漢社會從經濟到治安都達到了農業社會美好的極點。

但是，另一方面，由于朝廷的無為放任，諸侯驕恣，豪強坐大，商業地主侵漁細民，割據勢力業已形成；再加之四夷侵臨，匈奴寇邊。

正是：漢興六十余載，海內義安，府庫充實，而四夷未賓，制度多闕。

在升平的表面景象下，西漢社會實已潛藏著嚴重的危機。急需有為之君起而進行大刀闊斧改革，制禍患于未，防斯民于土崩；更進而結束無為之治，乘倉實財饒之運，大興文教，再建武功，在足食足兵基礎上，去迎接儒家理想中禮樂教化的盛世太平

可是，景帝只是一個繼體守文之君，他實現文景之治的最大奧秘只是“無為之治”，在民力凋弊之時讓其自創財富，自食其力。文景之治的到來與其說是文景君臣統治得好，不如說是放松統治的好。怎樣在物質豐富的基礎上實現大治，文景君臣就無能為力了。

漢景帝在位十六年之后駕崩，漢武帝即皇帝位，次年改元建元。

這位雄心勃勃、精力旺盛的少年天子，一改文景時代一切因任自然、因循守舊、無所作為的施政方針，建元元年新年伊始，即“詔丞相、御史、列侯、中二千石、二千石、諸侯相：舉賢良直言極諫之士”。

這次應舉者百余人，莊助為舉；公孫弘以明于《春秋》中選，為博士；轅固生亦以賢良應征。其余學申不害、商鞅、韓非法家之言，操蘇秦、張儀縱橫之說者，一概罷黜，不予錄取。

但是當時竇太后仍然健在。

竇太后是文帝皇后，景帝母親，武帝祖母，她好尚黃老，憎恨儒學，菲薄五經。武帝即位，被尊為太皇太后，建元初年，朝廷大事都得奏請她肯。此時自然還不是推行儒學的時候。事實上，儒學剛一抬頭便遭到竇太后的嚴勵摧折。

元年夏，漢武帝任魏其侯竇嬰為丞相，武安侯田蚡為太尉。

竇、田傾向儒學，推薦儒生趙絡為御史大夫、王臧為郎中令。趙、王二人是詩學大師申培的弟子，建議立明堂以朝諸侯，用‘束帛加壁，安車蒲輪’的特殊禮遇將申培從山東接來，商議明堂禮制(冥神王座全文閱讀)。似乎儒運當興。

趙綰一時得意，竟要漢武帝不再奏事太皇太后，以便推行儒術。結果竇太后大怒，私下調查出趙綰、王臧貪污事實，責問漢武帝，武帝將二人下獄，迫令自殺謝罪。

竇嬰田蚡亦免職反省。申公以老疾為由，旋歸故里。明堂之事不了了之。

整個建元時期，儒學都受壓抑，在艱難中掙扎。

直到竇太后亡故之后，儒學才真正迎來了復蘇的春天。

建元六年五月，竇太后駕崩，黃老之學的最后一個頑固堡壘消失了。

六月，武安侯田蚡復出為丞相，堅冰已經打破，阻礙已經消除。

當時：及竇太后崩，武侯田蚡為丞相，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，延文學儒者數百人，而公孫弘以《春秋》，白衣為天子三公，封平津侯。天下學士靡然向風矣

元光元年，漢武帝又令郡國舉孝廉，策賢良，而董仲舒以賢良對策。漢武帝連問三策，董仲舒亦連答三章，其中心議題是天人關系問題，史稱《天人三策》（或《賢良對策》）。

董仲舒以其滔滔不絕的口才和充足的理論準備，借助于可以自由闡的春秋公羊學，投武帝之所好，公開援道入儒，終于在融合儒道、用道家和陰陽家的思想資料充實、揮儒家義理的基礎上，建構了一個讓武帝心醉的既有儒家的三綱五常又有道家的天地、陰陽、四時，既有儒家的改正朔、易服色的有為又有道家的以無為為道，以不私為寶的無為的嶄新的儒學思想體系。

從此，儒學正式成為神教，開始神化，真正占據中國官方哲學，儒學大興起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