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伙商量好了之后,鄧文斌就去了一趟海南,找做假證的做了一張劉萍的假身份證,除了照片之外,其它信息都和在劉萍身上找到的真身份證一模一樣。
鄧文斌帶著這張身份證回到了湖南,把身份證交給了謝愛民,自己又去了一趟南京,分成了兩次把活期存折里的39.5萬元取了出來。
按照團伙事先定下的方案,鄧文斌先從這些錢里拿出了10萬元,用于購買槍支彈藥,那么剩下的29.5萬,就應該大伙平分了。
結果鄧文斌回來之后,和胡**私下商量了一下,兩人又各自拿走了11萬元,謊稱就取出來了這些,有一張存折被掛失了,只給其他人留了7.5萬。
連老大都這樣不講究,也難怪手下的人不好管,另一邊負責去取定期存折的謝愛民,玩的比他還絕。
謝愛民帶著那張假身份證,又帶上他找來的那個女人,兩人一起去了一趟杭州,結果在杭州待了半個多月,回來的時候只掏出來九千塊錢。
謝愛民告訴大家:“就取出來一張九千的,剩下那兩張存折金額太大,沒糊弄過去,錢沒取不出來不說,還引起懷疑了,我看情況不好,趕緊就跑了!”
胡**當場就質問謝愛民:“身份證和人都去了,為啥取不出來啊?”
謝愛民沒好氣的回答道:“你愛信不信,反正我是沒取出來,你要是有能耐你自己取去!”
胡**也不愿意了:“現在你一句話說錢沒取出來,存折也弄沒了,這錢不會是讓你私吞了吧?”
謝愛民馬上反駁道:“你憑啥說我私吞了啊,你小子干了啥事,別以為我不知道,應該是你私吞錢了才對吧!”
胡**被人揭了短,氣的渾身發抖,還不知道該怎么去反駁,于是馬上就起了殺心。
兩人這么一吵吵,謝愛民為了自證清白,把兜里的東西全都掏了出來:“你們幾個去車站接的我,我所有東西都在這了,我真沒取回來錢。”
結果謝愛民尾巴也沒弄干凈,其他人很快就在他身上發現了一張在杭州辦的存折,里面有三千塊錢。
大伙問他這錢是怎么回事,謝愛民一口咬定是自己的錢,但是卻沒人相信,所有人都懷疑那四十多萬定期存折里的錢讓他給私吞了,不過苦于沒有絕對證據,最后大伙鬧的不歡而散。
這件事把鄧文斌徹底激怒了,他也對謝愛民起了殺心,而且不僅僅是因為私吞錢的問題。
之前一伙人搶祁陽縣信用社主任的時候,曾經搶到了兩臺手機,謝愛民這個沒腦子的,事后竟然用其中的一部手機打了個電話,當時就差點把鄧文斌氣瘋了。
這種又貪財又愚蠢的東西,留下來早晚是個禍害,于是鄧文斌和胡**商量了一下,決定找機會把謝愛民干掉。
1999年9月中旬的一天晚上,鄧文斌和胡**以喝酒的名義,把謝愛民約到了胡**單位的一個宿舍里,兩個人準備了一桌酒菜,很快就把謝愛民灌醉了。
隨后鄧文斌和胡**拿出一支小口徑手槍,沒人對著謝愛民的腦袋開了一槍,把人給打死了。
接下來兩個人就坐在尸體旁邊,一邊喝酒一邊聊天,一直到第二天凌晨,這才開著一輛提前偷來的面包車,把謝愛民的尸體拉到郊區的一處荒山里給埋了。
一個多月之前,謝文斌團伙剛剛磕頭拜把子,結果第一次合作就爾虞我詐,用烏合之眾來形容這伙人并不算過分。
不過在鄧文斌看來,現在已經除掉了心腹之患,接下來就得趕緊抓緊時間干事業了。
搶劫這個買賣,機會并不是那么好碰到的,所以鄧文斌又把團伙的工作重心放在了偷車上。
想要靠偷車賺大錢,就必須偷一些高檔的車,但是高檔汽車的防盜技術也是很強的,于是鄧文斌一咬牙,花費了重金去學習了高端開鎖技術,并購買了專業的汽車解碼工具。
接下來的一段時間里,鄧文斌團伙開始了瘋狂的作案,如果偷到一些低端車,就由胡**負責出手,如果偷到了豪車,就由鄧文斌出面,賣到老撾、越南、柬埔寨等地。
這種產銷一條龍的盜竊模式,讓鄧文斌的黑車產業發展的非常迅速,手底下的小弟也越來越多,鄧文斌的資產同樣也以幾何倍數的增長起來。
這段期間鄧文斌犯罪團伙基本上就以偷車為主業,并沒有人命案子,作案過程也大同小異,沒什么可細說的,唯一可圈可點的就是作案次數,事后可以核實的被盜車輛,就有三百多臺。
隨著團伙逐漸穩定下來,胡**又開始起幺蛾子了,有一次他和鄧文斌喝酒的時候,突然來了一句:“我覺得張東明這小子最近也有問題,不行咱們把他也給殺了吧!”
鄧文斌有點不理解:“張東明也沒起床事啊,你為啥要殺他啊?”
胡**大嘴一咧:“也不為啥,就是看他有點不順眼!”
鄧文斌心里一驚,這小子他媽的怎么誰都想殺啊,是不是連我也想殺啊,估計這小子目的不純,很可能是想瓦解自己的勢力,找機會自己當老大。
鄧文斌想到這些之后,就把這件事拒絕了,過了沒幾天,胡**又來找他了,這次是發現了一個搶劫目標。
胡**告訴鄧文斌:“我最近盯上了一個大款,那小子特別有錢,如果咱們把他搶了,至少能到手一百多萬。”
鄧文斌看了看胡**,雖然非常動心,但還是沒有同意,理由非常簡單,你現在的有點太嘚瑟了,必須得打擊打擊你的囂張氣焰,但凡是你看好的事情,不管是對是錯,我都得反對。
兩個人目前的關系,就和三國演義中諸葛亮和魏延的關系差不多,諸葛亮明知道魏延提出的子午谷奇襲是一個妙計,但就是因為不放心他,所以直接就給否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