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時代1979！ 第四十六章 中國最后一個純粹的文人作家

許成軍在延安西路華山路站下車后，步行 500米就到了延安西路 238號——文聯招待所。

1979年的上海文聯招待所，還帶著剛從特殊年代復蘇的質樸氣息。

老式磚木結構的樓房爬滿爬山虎，樓道里的木地板踩上去會發出輕微的吱呀聲，

墻壁上還留著淡淡的石灰印記，偶爾能看到幾幅褪色的書畫作品裝點其間。

在經過一個上海本地小姑娘的簡單盤問和證明核查后。

許成軍來到了他的房間——201。

有點可惜這次沒被安排在華東師范大學招待所。

但無妨，也還有機會。

201是雙人間，推門而入便能感受到樸素而緊湊的氛圍。

這其實也算是《收獲》在合理范圍內特殊優待的，

文聯招待所主要服務于往來的文藝工作者、編輯及參會人員，多數房間是兩人或四人合住的標準間。

至于單人間，

80年代中期物資逐漸豐富后，單人間才在部分招待所中慢慢出現，在1979年單人間實屬于罕見配置。

新人作家許成軍可以不用想了。

不過好在此時房間內并沒有人，許成軍得以暫時一個人獨享房間。

房間內，

兩張制式相同的木架床分別靠墻擺放，床間距僅容一人側身通過。

床板上的棕繃帶著細密的紋路，鋪著洗得有些發白的藍灰色粗布床單，被子被面是常見的牡丹印花圖案，邊角已磨出淡淡的毛邊。

床頭各立著一個矮木柜，柜面坑洼不平，放著搪瓷臉盆和印著招待所字樣的漱口杯。

墻壁是簡單的石灰粉刷，局部有些斑駁脫落，露出里面的青磚，

墻上貼著幾張舊報紙，用來遮蓋破損處，

地面是水泥澆筑的，靠近窗戶的地方有一道淺淺的裂縫，墻角放著一個鐵皮簸箕。

天花板上懸著一盞裸露的白熾燈泡，開關是拉繩式的，拉動時會發出“啪嗒”聲。

此時已經是傍晚，許成軍開燈后，昏黃的光線晃的他直眼暈。

但也比煤油燈好的多。

魔都在國內的地位不用說，在這年頭，至少用電燈的電能夠基本保障！

許成軍剛把帆布包往空床上一放，就聽見走廊傳來輕微的腳步聲。

他回頭一看，只見個穿淺色襯衫的中年人正拎著網兜往里走。

大概50來歲的模樣。

網兜里裝著個搪瓷缸和兩本卷邊的書，走路時背微微弓著，卻透著股文氣。

“同志，這是 201吧？”

中年人推了推鼻梁上的圓框眼鏡，聲音帶著點江蘇口音的溫潤。

這人看著不太一般，許成軍心里想到。

他點頭：“是的，您也是住這間的？”

“可不是嘛，文聯的同志說還有間空房。”

他把網兜往床頭柜上一放，搪瓷缸磕在木頭上發出輕響，“我叫汪曾祺，從京城來的。”

汪曾祺？

許成軍一愣：“您是寫《受戒》的汪曾祺老師？”

汪曾祺被他這反應逗笑了，：“小同志認識我？我還以為我的名字早被人忘嘍。”

“怎么會！”

許成軍把臉盆往墻角一放，語氣帶著激動。

“《邂逅集》《沙家浜》都是經典呀！應該說天下誰人不識君！”

汪曾祺往床沿上坐，笑著道：“瞎寫的，讓年輕人見笑了。你呢？看著年紀不大，也是搞創作的？”

“我叫許成軍，鳳陽來的知青。”許成軍摸了摸后腦勺，在名家面前多少有點不好意思，“剛在《收獲》發了篇稿子，編輯讓我在這兒住段時間。”

其實說起來，前世許成軍最喜歡的當代作家，汪曾祺絕對是排在前五。

對國人來說，這個名字也絕不陌生，《端午的鴨蛋》《昆明的雨》等篇目入選中小學語文教材，讓“汪曾祺式”的詩意與溫情融入國民文學記憶。

他對善良的堅信、對美的敏感、對生活的熱愛，超越了時代局限，成為幾代讀者的精神慰藉。

非要說的話，汪曾祺跨越了“現代”與“當代”的文學斷層，既是沈從文鄉土文學傳統的繼承者，又是新時期文學多元格局的開創者。

而讓許成軍最為佩服的是，他提出“回到民族傳統，回到現實主義”的創作主張，強調文學應“寫生活，寫人，寫情趣”。

在西方文學思潮涌入的 80年代，為中國文學堅守了民族化的創作道路！

堪稱“中國最后一個純粹的文人作家”！

嗶嗶時期，汪曾祺因反對將文學工具化、政治化，他選擇了“沉默的堅守”，暫別文壇。

今年，汪曾祺以《受戒》重返文壇，在傷痕文學、反思文學占據主流的年代，他的作品以截然不同的風貌打破了文學創作的刻板模式。

這才是真正的文人作家！

有操守、有格局、有堅守。

汪曾祺笑呵呵地道，“你這年紀輕輕，稿子都上《收獲》了，現在的年輕人不簡單啊。”

“在您面前哪個年輕人敢說不簡單呀！您是榜樣！”

...

閑聊幾句，汪曾祺就要拿起桌上的暖壺就要去打水，許成軍趕緊搶過來。

汪曾祺今年59，水壺一般也是兩人公用，許成軍哪能讓人家打水。

“汪老師我去！您坐著歇著。”

汪曾祺笑著看著這個小后輩，到也不多推辭，只是道了聲謝。

走廊的公共水龍頭滴滴答答淌水，許成軍接水時還在愣神。

剛還在念叨沒有和名人同框的機會，這一下子就給來個狠的。

嘿，你說怎么著！

上輩子在中文系課堂上反復分析、自己最喜歡的作家，跟自己住一間屋了！

收拾完屋子，汪曾祺往搪瓷缸里續了熱水，跟許成軍開始了閑聊，

“剛聽小許同志你說在《收獲》了發篇稿子，寫什么的？”

許成軍正擦著桌上的搪瓷杯，聞言笑了：“汪老師，我那篇剛過審，還沒登呢。寫個售貨員姑娘和鏡子的故事。”

“鏡子？”汪曾祺推了推眼鏡，“這物件有意思，也是現在說的傷痕文學那一類？”

許成軍接過話茬：“不算傷痕文學。您看啊，我寫的是姑娘心里是有疙瘩，可沒寫她哭哭啼啼憶苦，就寫她對著鏡子比劃新布料。那點想穿花衣裳的念想，藏在影子里呢。”

他頓了頓，“我想著，日子里的坎兒，不一定非得撕心裂肺地喊，就像這鏡子上的豁口，光從縫里漏進來，反倒亮堂。”

汪曾祺呷著熱水，目光柔和了些：“用影子說話？這路子倒新鮮。現在不少稿子愛往痛處戳，你偏往亮處引，膽子不小。”

許成軍笑著，但是語氣帶著晚輩的敬重：“在您面前哪敢說膽子。您寫《受戒》，明海和小英子的好，不也藏在蘆葦蕩的風里、廟里的鐘聲里？”

“我認為啊，文學有時候也不必吶喊，不必控訴，它可以是清晨的露水、灶上的煙火、巷弄的吆喝，是平凡生命中最本真的詩意！”

聽罷，汪曾祺哈哈大笑，“你這話說的可全對我心坎上了！”

那可不！

您這心坎我可專門寫過一篇論文啊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