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學哪些事 第9章：浪潮之下科發院誕生

2008 年的夏天，江城的暑氣像一張密不透風的網，把原江大科技處的辦公室裹得嚴嚴實實。吊在天花板上的老風扇轉得有氣無力，葉片上積的灰隨著晃動簌簌往下掉，落在堆得比辦公桌還高的項目申報材料上。我把襯衫袖子卷到肘彎，指尖沾著的墨水在 “國家科技支撐計劃申報書” 上暈開一小團黑，桌角的座機又響了，是機械學院的張老師催問經費到賬的事，他捏著聽筒應了兩句，掛了機才發現，手心的汗已經把話筒柄浸得發潮。

“鹿科長，文學院李教授又來了，問國家社科基金的申報要點，咱這兒…… 還是沒人能答啊。” 科員小林抱著一摞統計報表進來，聲音壓得低低的，眼神里帶著為難。我抬頭，就看見辦公室門口站著個穿灰布襯衫的老人，手里攥著一疊泛黃的研究提綱，鏡片背后的眼睛滿是期待。李教授是校內有名的古典文學專家，這次想申報 “明清鄉村文獻整理” 的社科項目，可整個科技處十五個人，連一個人文社科的專項負責人都沒有 —— 以前都是誰有空誰兼管，真遇到專業問題，全是 “門外漢”。

“李教授，您先坐，我…… 我幫您查下資料？” 我起身，把自己的椅子讓過去，心里卻發虛。我翻遍了電腦里存的所有文件，只有一份 2007 年的社科基金申報指南，還是從網上隨便下載的。李教授湊過來看了兩眼，嘴角的笑慢慢淡了，最后只是嘆了口氣：“小鹿啊，我知道你們忙，可這社科項目也不是沒人管啊……”

老人走的時候，腳步放得很輕，手里的提綱被攥得發皺。我看著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盡頭，心里像堵了塊石頭。我回到座位上，翻開抽屜里的筆記本，上面記著近半年的工作：2008 年上半年國家科技支撐計劃申報，87 份材料我一個人審；橫向合作項目從 153 項漲到 596 項，合同歸檔得加班到凌晨；還有上周教育部來檢查科研經費，我對著密密麻麻的賬本核對了三天三夜。

十五個人，管著全校的項目、經費、成果轉化，還要應付各種檢查 —— 這哪是 “科技處”，分明是個連軸轉的 “小作坊”。就在這時，程處長推門進來，手里捏著張皺巴巴的報紙，臉上帶著少見的興奮：“鹿鳴，你看！清華把科技處改成‘科學技術研究院’了，下設六個處級單位；浙大更厲害，專門設了國防科技研究院，對接軍工項目！”

我湊過去看，報紙上的標題印得醒目：《高校科技管理轉型：從 “小作坊” 到 “集團軍”》。程處長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學校要沖刺‘985 工程’優勢學科創新平臺，校長在會上說了，‘科技強校’不是喊口號，科技處必須改 —— 下個月就開會，要把咱們這兒‘升級’成科學技術發展院，還掛國防科技研究院的牌子！”

消息像顆石子投進了平靜的湖面，整個行政樓都炸了。有人盼著變革，比如陳建軍，他早就受夠了 “一人多崗” 的混亂；也有人犯嘀咕，比如在科技處干了十五年的老趙，他叼著煙在走廊里跟人說：“換個牌子而已，還能上天？我大專學歷，難道還能給我提個科長？”

老趙這話沒說錯，科發院的組建方案一出來，最受關注的就是人員招聘 —— 不僅從原科技處選拔，還要面向校內外公開競聘，干部編制從八個擴到 “五正五副十二科”，總人數從十三人漲到三十人。報名通知貼出去三天，收到了八十九份簡歷，其中一份來自中科院某所的博士王磊，簡歷里寫著 “參與過國家科技支撐計劃管理，熟悉先進制造領域政策”，周明（現在該叫 “周院長” 了）翻到這份簡歷時，拍著桌子說：“這個人才，必須搶過來！”

競聘面試定在八月初，會議室里擺了七張評委椅，校長親自坐鎮。我作為高新技術與基地處的擬任科長，也坐在評委席上。輪到王磊進來時，年輕人穿著一身挺括的西裝，手里抱著個文件夾，眼神亮得很。校長開口就問：“江大在先進制造領域的項目，數量不少，但質量上不去，你有什么辦法？”

王磊沒急著回答，而是打開文件夾，拿出一份打印得整整齊齊的分析報告：“校長，這是我整理的江大近三年先進制造項目數據，對比了省內其他高校 —— 咱們的問題主要在兩點：一是核心技術支撐不足，很多項目是‘跟風’申報；二是校企合作淺，企業需求和學校研究脫節。” 他指著報告里的圖表，“我建議建‘政策解讀專班’，把申報指南拆成領域細分，再建‘企業需求庫’，主動對接企業……”

我看著王磊侃侃而談，心里暗暗佩服 —— 這正是我想做卻沒能力做到的事。最后王磊以第一名的成績競聘上高新處副科長，成了陳建軍的副手。

可競聘的喜悅沒持續多久，新的矛盾就冒了頭。高新處要設一個項目主管崗，要求 “35 歲以下、碩士以上學歷”，剛入職兩年的李明正好符合條件。李明是個悶葫蘆，平時話不多，但做事極細 —— 上次整理橫向項目材料，他發現有家企業的經費到賬日期寫錯了，連夜打電話核實，避免了財務對賬的麻煩。周院長看了他做的項目臺賬，當即拍板：“就他了。”

消息傳到老趙耳朵里，他當時正在跟企業打電話談合作，掛了機就把手機往桌上一摔：“我在科技處干了十五年，跑遍了江城的機械廠，拉來的經費比他見過的都多！就因為他是碩士，我是大專，就沒我的份？”從那以后，老趙像變了個人。以前他每天早早到辦公室，整理企業資料，現在卻踩著點來，泡杯茶就坐在那兒發呆。有次一家汽車企業想合作 “新能源汽車電池研發”，老趙跟對方談了一半，突然說：“這事你們找李明吧，他是項目主管，懂新技術。”

李明沒跟這家企業打過交道，不知道對方最看重的是 “技術落地周期”，一上來就講技術參數，把企業代表說得云里霧里。對方走的時候跟陳建軍抱怨：“你們這兒怎么回事？換了人，連我們的需求都摸不清了。”我急了，找老趙談話，老趙卻梗著脖子：“我不懂新技術，別耽誤人家項目。”

那天晚上，我拉著老趙去了學校門口的 “老楊飯館”，點了他愛吃的紅燒肉，還開了瓶二鍋頭。酒過三巡，老趙的眼眶紅了，他夾了塊肉放進嘴里，含糊地說：“鹿鳴，你還記得 2006 年那個機械廠不？他們要搞設備改造，擔心咱們的技術不行，我帶著張教授在工廠蹲了半個月，跟著工人一起調試，手上磨的泡現在還有疤……”“我記得。” 我給老趙滿上酒，“還有 2007 年，橫向經費緊張，你跑了十幾個企業，拉來三百多萬，救了急。”“可現在呢？” 老趙把酒杯往桌上一墩，“說我學歷低，跟不上趟了。李明是博士，可他知道跟工廠老板怎么打交道嗎？知道工人師傅要的是啥嗎？”

我沒反駁，只是把自己的杯子跟他碰了一下：“老趙，科發院要做大事，不能只靠老經驗，也不能只靠高學歷。李明需要學怎么跟企業打交道，你也能幫他 —— 我跟程院長建議，設個‘資深項目顧問’崗，你帶帶李明，發揮你的經驗，行不行？”老趙盯著酒杯里的酒，半天沒說話，最后點了點頭。

科發院成立后的第一個 “大考”，是 2009 年的國家科技支撐計劃申報。機械學院的李教授申報 “大型數控機床智能化改造”，初稿里的技術路線寫得像流水賬。我讓王磊拆解讀指南，李明幫著改材料，自己則帶著李教授去企業調研。那天老趙也跟著去了，他跟企業的總工拍著肩膀聊天，幾句話就摸清了對方的需求：“他們要的不是多先進的技術，是能馬上用在生產線上的，故障率要低。”

這句話點醒了李教授，他重新調整了技術路線。答辯前一周，王磊組織了模擬答辯，老趙坐在底下當 “評委”，提的問題全是企業會關心的：“設備調試需要多久？后期維護怎么保障？” 李教授一開始答不上來，老趙就教他：“你跟他們說，咱們派技術員駐場三個月，有問題隨叫隨到，他們就放心了。”最后這個項目不僅獲批，還拿到了八百萬經費 —— 這是江大在先進制造領域拿到的最大一筆支撐計劃經費。那天李教授拉著陳建軍的手，激動得話都說不利索：“多虧了你們，不然我這項目早就黃了！”

可熱鬧背后，問題也慢慢冒了出來。八名職員要管三十個人的文件流轉、會議記錄、數據錄入，綜合信息辦的小王剛畢業，每天要收二十多份文件，還要維護科研系統。有次他連續加班一周，發燒到三十九度，抱著電腦去醫院輸液，一邊輸液一邊錄數據，最后實在撐不住，遞交了辭職報告。我去送他的時候，小王紅著眼睛說：“鹿科，我想好好干，可我真的熬不住了。”

更頭疼的是層績問題。“院長 — 處長 — 科長 — 科員” 四級架構，信息傳遞慢得像蝸牛。2010 年國家高新技術企業認定政策調整，程院長開會傳達后，處長再跟科長說，科長再跟科員說，等傳到院系的時候，只剩下三天準備時間。有三個項目因為材料沒來得及改，直接錯過了申報，程院長在會上發了火：“你們這是在耽誤學校的事！”我心里很不是滋味，我跟程院長建議：“得簡化層級，不然以后還會出問題。”

那天晚上，我在辦公室待到很晚，我翻看著科發院成立以來的文件，從競聘時的簡歷，到項目申報的材料，再到老趙帶李明跑企業的記錄，突然覺得，這場變革就像一艘在浪里行的船，有順風的時候，也有觸礁的時候，但船上的人，都在使勁往前劃。

2014 年底，我被提拔為高新與基地處副處長。任命下來那天，他請王磊、李明、老趙吃飯。王磊現在已經能獨當一面，李明也成了項目管理的骨干，老趙則成了 “金牌顧問”，帶出來的年輕人都能跟企業順暢對接。“當初來科發院，沒選錯。” 王磊舉起酒杯，“跟著陳科，有奔頭。”老趙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好好干，咱們科發院，會越來越好。”我看著眼前的幾個人，想起 2008 年那個悶熱的夏天，想起李教授失望的背影，想起老趙紅著眼眶說 “我懂企業”，突然覺得，這場變革不是簡單的 “換牌子”，而是一群人在時代浪潮里，一起成長，一起把一件事做好。

八年后，我已經成了科發院的副院長。辦公室里的風扇換成了空調，職員數量增加到十五人，層級也簡化成了三級。每次新來的同事問起科發院的歷史，我都會拿出當年的那份分析報告 —— 王磊寫的，紙頁已經泛黃，卻還帶著當年的熱血。“你們看，” 我指著報告上的字，“這就是我們當年的起點。一群人，一件事，慢慢干，就成了。”

2008 年前后，中國高等教育領域的科技管理工作正經歷一場 “破繭式” 變革。國家對科技創新的戰略傾斜、高校科研實力的井噴式增長、產學研協同的迫切需求，像三股強勁的浪潮，推著全國高校的科技管理部門從 “小作坊式” 的科技處，向 “集團軍式” 的綜合管理機構轉型。我們學校也踩準了這波節奏 ——2008 年 9 月，原科技處正式 “升級” 為科學技術發展院（掛國防科技研究院牌子）。這場變革不是簡單的 “換牌子”，而是從機構架構到人員配置的 “脫胎換骨”，我作為當時高新技術與基地處的科長，全程親歷了這場充滿熱血與矛盾、成長與挑戰的轉型，也見證了一群人如何在時代浪潮中找準自己的位置。

2008 年前后的高校科技處 “升級擴容”，是中國高等教育領域科技管理的一次 “摸著石頭過河”。我們學校科發院的轉型，有 “專業分工提升效率” 的喜悅，也有 “人事矛盾、層級冗余” 的煩惱；有 “外部門爭相入職” 的榮耀，也有 “職員超負荷離職” 的無奈。但這場變革，讓我們看清了一個道理：高校科技管理部門不僅是 “管理者”，更是 “服務者”—— 既要懂政策、管項目，也要懂老師、懂企業；既要 “分工精細”，也要 “協同高效”；既要 “高學歷年輕化”，也要 “尊重老資格、發揮老經驗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