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不想上梁山 第371章 自衛(wèi)，迫在眉睫

現(xiàn)在比較上心的，乃是裘光宗放還回家之后，如何保證安仁工坊不會被其破壞，王倫的全部家當可都在那里呢。

這是必然的：據(jù)說裘家為他砸下了重金：賄賂蔡京的幾萬貫、結(jié)交高俅的幾萬貫，滕府尹那不可能沒有，否則后者不可能連好基友王倫都賣掉了。

為了不被人抓住把柄，在釋放時開封府還按律結(jié)實打了他***板，即所謂的杖決。至于屁股上有多重的傷勢，只有錢知道了。

兩次交鋒，看起來是王倫勝利，但好處卻沒落到多少，還得罪了地頭蛇。

這個梁子是結(jié)下了。

而且這報復來得極快。

就在裘光宗出牢的當日，裘家莊內(nèi)響起噼里啪啦的鞭炮聲，隔著里許都能聽到莊里的熱鬧。此前向王倫賠過罪的漕幫大張旗鼓地派人祝賀，據(jù)說是他們的幫主都出面了。

第二天，在陳留鎮(zhèn)上采購制皂原料的莊客被打；

第三天，安仁村頭有許多不明漢子涌現(xiàn)，讓工坊內(nèi)務工的村民惶惶不安。

工人不安，生產(chǎn)就不能正常進行，就會影響產(chǎn)出，就會耽誤賺錢，王倫就會生氣。

幾乎就在宋萬報知異樣的當天，王倫決定，安仁工坊和聚義商社擴大護衛(wèi)隊伍！人無傷虎意，虎有害人心，只為了自衛(wèi)，他也得行動起來，總不能放著萬貫家私卻為人作嫁衣裳吧？

無非就是花點錢么，左右有許多失地的民眾，說拉起上千人的隊伍有點夸張，增加個百十來人根本就是一句話的事。

說干就干。本著就近的原則，在安仁村招收了三十人的本地青壯年加入護院隊伍；從京中西效流民中選了十個身體強健的加入商社的護衛(wèi)中。

費用是相當?shù)牡土罕敬迦艘粋€月只要一貫錢，外加供吃就行；京中的流民要求更低，供衣食住就可。

沒辦法，百姓太窮了。

要知道隨著一系列惡法的行使，原先括田所還只限京東西路一帶，后來楊戩見來錢容易，更加變本加厲。京東東路、京西北路…都陸續(xù)有酷吏配合著大展鴻圖，反正鬧的是趙宋家的天下。

這導致失地的農(nóng)民越來越多，從到東京討生活的人逐日增加可知。安仁村民的日子也不好過，雖說靠近帝都，但稅賦一個都不少。

不要被宋朝G.DP世界第一騙了，也不要總以為宋朝百姓的生活是很優(yōu)雅的，那是中產(chǎn)以上階級。

宋朝承襲了五代十國大部分的賦稅法，僅對其中少部分苛政急稅進行了修改，出于穩(wěn)定社會的需求，這固然是一種慣常使用的政治手段。在“重農(nóng)仰商”的自然經(jīng)濟時代，土地是稅收的大頭，宋朝的“田稅”分為夏秋兩季進行征收，由于承襲了五代十國的賦稅制度，其也導致不同地區(qū)的賦稅征收情況不盡相同。

譬如其所謂“天下之通法”是按照畝稅一斗，但在江南一帶執(zhí)行的是依照土地品級來征收賦稅，按照“夏錢秋米”的稅收制度，中等田畝征稅錢四文四分，稅米八升，下等田稅錢三文三分，稅米七升四合。在田稅的基礎上，又增設了所謂的“加耗”，即附加稅，其稅收比例竟然比田稅有過之而無不及。

勞動者在繳納公糧的同時，還需要另輸“頭子錢”，即類似于我們?nèi)缃癯Ｕf的“份子錢”，這份錢一半歸于官員，一半納入公庫，這在宋代各州縣都是一種普遍的做法。而在南方地區(qū)，宋朝政府還規(guī)定農(nóng)民每上繳一石米，還需另加二升為鼠雀耗，實際上就是變相的把官方的責任轉(zhuǎn)嫁到農(nóng)民身上，因此形成所謂“加耗之外，更出一斗”的情形。

因此附加稅便遠比田稅反而更加沉重，所以加耗又被叫做“潤官”，實際上暴露的就是宋代附加稅胡亂征收，名目繁多的現(xiàn)象。其情形或公開，或隱秘，往往造成“一石正苗，非三石不可了納”，也就是說農(nóng)民原來只需要上繳一石的稅收標準，但往往由于附加稅的存在不得不付出超過三石的賦稅。

此外，在交稅上，在征收之外還發(fā)明了一個新花樣，叫作“折變”。比如江浙地區(qū)，一斗小麥折算成34文的稅，但地方發(fā)運司部門卻把規(guī)定改成將小麥折算成錢，每斗小麥折算成94文的錢，結(jié)果是百姓的負擔變成以前的3倍重。

除了“折變”以外，還有“支移”。

所謂支移，是指每戶人在上交實物來納稅時，由于北宋政府想讓不足的地方用別處剩余的來彌補，于是大多數(shù)情況下要求民眾不要把實物繳納到本地部門，而是去北部邊疆的宋朝軍隊駐守之地交納。

這種事，明朝也干過，估計是朱元璋一脈相承直接拿來用了，很是勞民傷財。

其實，原本應是民眾在離自己家近的地方繳納實物，再由北宋政府統(tǒng)一安排地方官員將實物集中向邊境運輸。然而，轉(zhuǎn)運這種應是朝廷本分的工作，卻也要讓作為納稅人的民眾來承擔，因此運輸途中若是遇到偷竊搶劫、丟失損耗等事故，自然都是民眾來承擔。

北宋政府可謂精心設計了這樣一種妙策，不僅大大縮減了自己的成本，還解決了邊疆軍隊的糧食問題，卻讓平民百姓來承受更多的負擔。

此外還有所謂的“義倉”稅。所謂“義倉”自然是指政府的一種戰(zhàn)略儲備物資，這部分物資本應該由政府從其稅收中另撥儲存，但真實情形是依然轉(zhuǎn)嫁到了農(nóng)民身上。其規(guī)定是每正稅一石，另輸一斗進入義倉，其理由是“以備兇歉”。

看似在囤積儲備應急戰(zhàn)略物資，但本質(zhì)上依然還是宋朝政府為了增加稅收而巧設的名目。

凡此種種，讓徽宗朝其實遍布危機，民間反抗的種子早已生根，只差時候。

梁山泊能以彈丸之地一呼百應，迅速壯大形成相當規(guī)模的義軍隊伍，并且轉(zhuǎn)戰(zhàn)東部數(shù)地聲勢浩大，朝廷居功甚偉。

而杭州的方臘起事，能在短期內(nèi)讓江南傳檄而定，也都是早先播下的火苗。

也是王倫能在決定招募人手之后，只需一日時間，報名者如云的原因。安仁村其實早已民生凋敝，幸虧王倫建了工坊，在這里務工比擺弄幾畝地強得多了。所以聽說是護院，有家人在此做活的都愿意加入。

而王倫見此情形，心也野了起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