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一夜《李陵碑》的悲聲，仿佛耗盡了戲班最后一絲僥幸的元氣。譚鑫培在臺上借古喻今、直抒胸臆的舉動，雖贏得了民心，卻也徹底觸怒了官方和伺機而動的倪老大。短暫的僵持過后，更系統、更陰狠的打壓如冰雹般砸下。

首先來的，是“合法”的禁令。上海道衙門的書吏親自來到丹桂茶園，不是查封，卻勝似查封。一紙措辭冠冕堂皇的公文貼在了戲園門口：“查有戲班譚家班，所演劇目不合時宜，有煽惑人心之嫌。為正風氣、靖地方，著即停演整頓，俟官府查驗無誤后，方可復業。”

“不合時宜”、“煽惑人心”，這頂大帽子扣下來，無人敢違抗。戲班的生計，被這輕飄飄的一紙公文瞬間掐斷。

這僅僅是開始。很快，更具體的刁難接踵而至：

1.場地封鎖：不僅是丹桂茶園，上海華界稍具規模的戲園、茶館，都收到了或明或暗的警告，不得再接納譚家班演出。他們的活動空間被極度壓縮，最終只能退回到鄭家木橋一帶最簡陋、最混亂的露天場子，與流鶯、賭攤為伍，收入銳減，朝不保夕。

2.劇目審查：即便在露天場子，也會有衙役或包探突然出現，拿著一個所謂的“違禁劇目單”，吹毛求疵。唱《岳母刺字》？有“影射朝政”之嫌！唱《擊鼓罵曹》？更是“煽動犯上”！逼得戲班只能反復唱些《麻姑獻壽》、《天官賜福》等毫無內容的吉祥戲，觀眾日漸流失。

3.經濟扼殺：倪老大趁機落井下石。他指使手下的流氓，對敢來看戲的底層百姓進行恐嚇、敲詐，甚至毆打。又勾結稅吏，以“偷漏捐稅”為名，對戲班課以重罰，將班底最后一點積蓄榨干。

這個冬天，顯得格外寒冷。住處四處漏風，米缸時常見底。班子里開始有人病倒，不是大病，卻是最磨人的風寒和饑餓引起的浮腫。昔日里精神抖擻的武生，如今也難免面露菜色。絕望的氣氛，比三年前初到上海時更加濃重。

最大的壓力，來自內部。當初受新思想鼓舞最甚的幾個年輕人，如小順子，在嚴酷的現實面前，信念開始動搖，甚至產生了怨言：“早知如此，當初還不如……還不如接了倪老大的銀子，至少能吃飽穿暖……”這種情緒在默默蔓延，戲班面臨著從內部分裂的危險。

譚鑫培仿佛一夜間老了許多歲，鬢角增添了更多白發。但他脊梁依舊挺直。他變賣了僅剩的幾件像樣的行頭，換回米糧，先緊著病號和孩子們吃。他不再多言，只是每日清晨，依舊雷打不動地帶著石娃等幾個堅持下來的弟子，在冰冷的院子里練功、吊嗓。那蒼涼而堅韌的唱腔，穿透寒霧，成了這個瀕臨崩潰的集體最后的精神支柱。

一日，大雪紛飛，露天場子無法演出，全班人蜷縮在冰冷的屋子里。沉默許久的啞巴程，忽然用沙啞的嗓子開了口，講起了他年輕時的往事，不是在青浦打洋槍隊，而是更早的：“……咸豐初年，長毛（太平軍）鬧得最兇的時候，咱們戲班在安徽，也被官兵當成長毛探子，圍在山里一個月，吃樹皮，啃草根……活下來，靠的就是這口氣不能散。這口氣散了，人就真沒了。”

這番話，從一個最沉默的人口里說出，格外有分量。它提醒著大家，這個戲班，經歷的磨難不止一次。

石娃看著師父在油燈下修補破舊戲服的側影，看著窗外漫天大雪，心中譚嗣同就義時的悲壯形象與眼前師父沉默的堅守重疊在一起。他忽然深刻地意識到，變法維新或許失敗了，譚爺流血犧牲了，但那種精神并未死去。它轉化了一種更持久、更堅韌的形式——在絕境中活下去，并且有尊嚴地活下去，本身就是一種反抗。

他拿起筆，在一張破紙上，模仿著報紙上論說文的口氣，笨拙地寫下：“戲可禁，口不可緘；臺可拆，魂不可奪。”他將這紙條悄悄塞進師父的手中。

譚鑫培看著紙條，久久不語，然后伸出寬大粗糙的手，重重地按在石娃的肩上。一切盡在不言中。

官府的持續打壓，未能讓戲班跪下，反而在極度的困苦中，淬煉出了一種更為內斂、也更為堅定的力量。他們在等待，等待冰雪消融，等待一個或許渺茫、卻必須相信的轉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