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學哪些事 第6章：沒有硝煙的戰斗

凌晨一點，計算機學院 302 教研室的燈還亮著。張啟明揉了揉發澀的眼睛，指尖在鍵盤上懸停片刻，又猛地按下去，在屏幕上 “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項目申報書” 的標題下方，摘要欄里那句 “基于深度學習的工業設備故障預警系統研究” 已經是第五次修改了。窗外的冬夜靜得能聽見暖氣管道的嗡鳴，桌上的速溶咖啡涼透了，煙灰缸里的煙蒂堆成了小小的 “山丘”，手機屏幕亮了一下，是妻子發來的消息：“孩子說想爸爸了，你早點回來。” 他指尖頓了頓，回了句 “快了，再改改就回”，又把目光拽回屏幕，點開了技術路線圖的文檔。

時光荏苒，歲月如梭，轉眼間，張啟明已經在這所 211 重點大學工作了整整三年。如今 33歲的他，雖然頭上還頂著“青年教師”的標簽，但實際上，他早已被職稱晉級的壓力壓得喘不過氣來。

他對這場“戰爭”的規則可謂是心知肚明：想要評上副教授，每年 360 課時的教學工作量是絕對不能逾越的“硬門檻”。這意味著什么呢？簡單來說，他每周需要上 12 節課，從周一到周五，幾乎每天都要像被釘在教室里一樣，無法脫身。不僅如此，課后他還得馬不停蹄地批改作業、為學生答疑解惑，甚至還要帶著學生們去做各種實驗。

然而，這僅僅只是個開始。對于張啟明來說，科研工作量更是一道讓人望而生畏的“生死線”。每年他必須想方設法積攢夠 80 分的科研分數，少一分都不行。一旦分數不夠，他不僅會面臨績效被扣的風險，甚至連年終獎都可能化為泡影，更嚴重的是，基本工資也會大打折扣。

他小心翼翼地從抽屜里翻出了學校科研處發放的《科研工作量計算辦法》，那是一份薄薄的文件，但卻承載著他對于科研工作的所有期望和壓力。

他的指尖輕輕地在紙面上劃過，仿佛能夠感受到每一個字的重量。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項目，這是他夢寐以求的目標，如果能夠主持這個項目，將會獲得整整 40 分的科研工作量！然而，參與項目的話，得分就要按照排名來折算，而且只有前三位才能分到幾分，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挑戰。

接著，他的目光落在了省自然科學基金項目上，主持這個項目可以得到 25 分，雖然比國家青年基金項目少一些，但也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。

而橫向項目則是“按錢計分”，10 萬元經費才能算 5 分，而且還得是到賬經費才算數。這讓他不禁感嘆，科研工作不僅需要實力，還需要一定的運氣和人脈。

“40 分啊，如果我能拿到國家青年基金項目，今年的科研分就夠一半了。”他喃喃自語道，心中涌起一股期待和渴望。

然而，上個月系里開會時主任的話卻像一盆冷水澆在了他的頭上：“今年咱們系國青基的申報率要達到 100%，但中標率去年才 18%，大家多下點功夫。”這意味著競爭將會異常激烈，他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有可能脫穎而出。

申報國青基是年輕老師為數不多 “靠實力說話” 的機會，不用拼人脈，不用等內部指標，只要申報書夠硬，就能進入評審環節。可 “夠硬” 兩個字，背后藏著無數個不眠之夜。張啟明的申報方向是工業設備故障預警，為此他查了近三年的相關文獻，跑了五次本地的制造企業做調研，甚至跟著工程師在車間待了整整一周，就為了摸清實際生產中的技術痛點。初稿寫完后，他找系里的李教授請教，李教授是國青基評審專家，每年要審幾十份申報書。

“你的研究基礎太弱了。” 李教授翻著申報書，手指點在 “研究基礎” 那一頁，“你只發了兩篇 SCI 三區論文，還都是第二作者，評審專家一看就會覺得你沒能力完成這個項目。” 張啟明的臉一下子紅了，他知道李教授說的是實話 —— 前兩年忙著趕課時，論文只能擠時間寫，質量自然上不去。“還有技術路線圖，” 李教授繼續說，“你這圖太籠統了，‘數據采集 - 模型訓練 - 故障診斷’，每個環節用什么方法？遇到數據噪聲怎么處理？模型迭代的周期是多久？這些都要寫清楚，不能含糊。”

那天下午，張啟明在李教授的辦公室待了三個小時，筆記本上記滿了修改意見。回去后，他把申報書拆成了八個部分，每天改一部分：摘要改了五遍，從最初的 “介紹研究內容” 改成了 “突出創新點與應用價值”；研究基礎部分，他補充了自己參與的一個橫向項目的成果，雖然經費只有 8 萬，但好歹有實際應用案例；技術路線圖重新畫了三遍，用不同顏色標注出關鍵節點，甚至加了一個應急方案 —— 萬一數據采集不順利，該如何調整樣本量。

可并非所有項目都能 “自由申報”。去年年底，省科技廳發布了 “制造業數字化轉型專項” 申報通知，全校只有六個申報指標。系里組織內部 PK，張啟明也報了名，這個項目要是能中，不僅能拿 30 分科研工作量，還能拿到 30 萬項目經費。PK 那天，會議室里坐了七位評委，有系領導、資深教授，我作為科研處的代表也參加了。張啟明是第三個匯報的，他提前準備了 20 頁 PPT，練了不下十遍，可站在講臺上時，手心還是直冒汗。

“你的項目和 XX 企業的需求匹配度不高。” 一位評委直接指出，“他們要的是生產線實時監控系統，你做的是故障預警，雖然相關，但針對性不夠。” 張啟明趕緊解釋：“我們可以在預警模型里加入實時數據接口，只要企業提供生產線數據，就能實現實時監控。” 可另一位評委搖了搖頭：“你沒有和這家企業合作過，怎么保證他們愿意提供數據？風險太大了。”

最后，三個指標分給了兩位資深教授和一個有企業合作基礎的團隊。張啟明走出會議室時，天已經黑了，冷風一吹，他才發現自己的襯衫后背全濕了。回到家，妻子見他臉色不好，沒敢問，只是把溫好的飯端到他面前。他扒了兩口飯，突然想起自己這個月的績效，因為上個月有個橫向項目的經費沒到賬，科研工作量差了 5 分，績效被扣了 1200 塊，而房貸每個月要還 4800，孩子的奶粉錢還要 2000。“再熬熬，等國青基結果出來就好了。” 他安慰自己，可心里卻沒底。

就在張啟明為項目申報熬夜時，我也剛從省科技廳高新處回來。晚上八點多，我坐在辦公室里，揉著發脹的太陽穴，桌上攤著一疊申報指標表。作為科技處項目管理科的科長，我的 “戰場” 不在教研室，而在政府部門、企業和學校之間的 “橋梁” 上。每年年初，我就要開始 “跑資源”—— 去科技部、科技廳、工信廳、市科技局等部門打聽申報信息，爭取更多的指標；申報季時，要陪老師去企業 “站臺”，幫他們對接需求；還要組織校內 PK 預審會，篩選出最有競爭力的項目。

“陳科長，明年‘人工智能專項’的指標能多給我們學校一個不？” 下午在省科技廳，我跟高新處的王處長磨了半天。王處長笑著說：“你們學校今年的中標率已經很高了，再要指標，其他學校該有意見了。”我趕緊遞上一份材料：“您看，我們學校今年新建了人工智能實驗室，引進了三位長江學者，還有五個團隊在做相關研究，實力比去年強多了，多給一個指標，說不定能多出一個國家級項目呢。” 王處長翻了翻材料，沒立刻答應：“我再看看，下周給你答復。”

從科技廳出來，我又去了一家汽車制造企業，機械學院的陳教授有個 “汽車零部件智能檢測” 項目，想和這家企業合作申報橫向項目。陳教授技術過硬，但不擅長和企業打交道，上次談的時候，企業負責人覺得項目周期太長，不太愿意合作。這次我提前做了功課，了解到企業最近在趕生產線升級，急需檢測技術支持，于是我幫陳教授調整了項目方案，把周期從 18 個月縮短到 12 個月，還承諾學校可派研究生駐廠服務。

“我們要的是能立刻用的技術，不是實驗室里的成果。” 企業負責人直言。我笑著說：“陳教授的團隊已經做了三次小試，檢測準確率能達到 98%，駐廠后還能根據生產線情況調整算法，保證三個月內就能試運行。” 我邊說邊拿出調試報告，又給負責人算了一筆賬：“用上這個檢測系統，每條生產線每年能減少 50 萬的廢品損失，兩年就能收回成本。” 負責人被說動了，當場拍板：“行，我們先簽個意向協議，下周再細談。”

回到學校時，已經快七點了。我還沒來得及吃晚飯，就接到了程處長的電話：“明天上午九點開‘省重點研發計劃’校內預審會，你安排一下，評委要選懂技術又懂政策的，別出岔子。” 掛了電話，我趕緊給幾位評委發消息確認時間，又把 12 份申報材料整理好，每份材料上都貼了便簽，標注出項目的創新點、風險點和建議。

第二天的預審會開得很激烈。有個 “新能源電池回收” 項目，評委們分成了兩派：一派覺得項目創新度高，符合國家政策方向；另一派覺得技術不成熟，回收效率不如現有技術。“現在的回收技術只能提取 50% 的鋰，我們的技術能提到 80%，這就是創新！” 項目負責人急得站起來反駁。“可你們的中試數據只有三組，樣本量太小，說服力不夠。” 一位評委毫不退讓。我趕緊打圓場：“要不這樣，讓團隊補充中試數據，下周再復評，大家看怎么樣？” 兩邊都點了點頭，這場 “爭論” 才算平息。

預審會結束后，我留下了幾個落選的老師。“這次沒選上別灰心，” 我拍著一位年輕老師的肩膀，“你的項目方向很好，就是申報書里的應用前景寫得太籠統了，下次可以多找幾家企業聊聊，把市場需求寫具體點。” 年輕老師紅著眼眶說：“鹿科長，我今年的科研工作量還差 30 分，要是沒項目，績效就全沒了。” 我嘆了一口氣，從抽屜里拿出一份企業名單：“這幾家企業最近有技術需求，你可以聯系看看，說不定能談個橫向項目。”

科研處的工作就像 “走鋼絲”，一邊要滿足政府部門的要求，一邊要幫老師爭取資源，還要完成學校的任務指標。每年年初，學校都會給科研處定目標：今年縱向項目立項數要增長 15%，橫向項目經費要突破 8000 萬，成果轉化要完成50 項以上。完成了有獎勵，沒完成就要扣科室績效，還要在全處大會上做檢討。“就像一條鞭子，天天抽著你往前跑。” 我常跟同事這樣說。

去年，因為 “人工智能專項” 的指標沒爭取到，學校的縱向項目立項數只增長了 10%，沒達到目標。年底評績效時，科室每個人的獎金都扣了 20%，辦公室里的氛圍壓抑了好幾天。那段時間，我天天往省科技廳跑，甚至等過王處長下班，在停車場跟他聊了半個多小時。“今年總算把指標爭回來了，不然又要挨批。” 我笑著說，眼里卻有掩不住的疲憊。

3 月的一天，國青基立項結果公布了。張啟明早上七點就醒了，手拿著手機，一遍又一遍地刷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的官網。當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現在 “青年科學基金項目立項名單” 里時，他愣了幾秒，然后突然跳了起來，大喊：“中了！我中了！” 妻子被他嚇了一跳，孩子揉著眼睛問：“爸爸，什么中了？” 張啟明抱起孩子，在他臉上親了一口：“爸爸的項目中了，以后能多陪你玩了。”

他第一時間給李教授發了消息：“李老師，謝謝您，我的國青基中了！” 又給我發了條短信：“鹿鳴科長，麻煩您幫忙走一下立項流程，辛苦您了。” 沒過多久，我回復：“恭喜！流程我已經安排了，下周就能簽合同。”

那天下午，張啟明去科研處送材料，正好碰到我。我笑著說：“聽說你中了國青基，不錯啊，以后繼續加油。” 張啟明不好意思地說：“多虧了您上次幫我對接的企業，讓我補充了研究基礎。” 我擺了擺手：“都是應該的，你們老師能拿到項目，我們的工作就沒白做。”

走出科研處辦公樓，張啟明抬頭看了看天，陽光正好，春風吹在臉上暖暖的。他想起自己改了 12 遍的申報書，想起 PK 時的緊張，想起那些熬夜的夜晚，突然覺得一切都值了。而在科研處的辦公室里，我正對著 “省重點研發計劃” 的立項名單微笑， 經過復評補充數據的那個 “新能源電池回收” 項目，也中了。桌上的咖啡冒著熱氣，窗外的玉蘭花正開得熱鬧。

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，沒有槍林彈雨，卻有無數個為了夢想和責任奮斗的身影。老師為了職稱晉級、實現科研理想而拼搏，管理人員為了爭取資源、推動學校發展而奔波。他們或許有壓力、有焦慮、有挫折，但當項目立項的那一刻，所有的辛苦都化作了成就感。而這條 “績效鞭子”，看似無情，卻推著學校的科研一步一步向前走，也推著每一個參與者在成長的路上不斷前行。就像張啟明在日記里寫的：“這場戰爭，我們不是為了打敗誰，而是為了成為更好的自己，為了給學生、給學校、給社會多做點事。”